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携“中国装”亮相上海,“行走的汾酒”与上海原来有这5大默契

时间:2018-10-17

“行走的汾酒”2018汾酒文化大巡展上海站似乎与“5”很有缘:这是“行走的汾酒”系列巡展活动的第5站,在本站重磅亮相的青花汾酒中国装是55度……

  而从更深层次看,根据规划,上海要加快推进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科技创新等“五个中心”建设,努力把上海建成卓越全球城市。正是这“五个中心”,成为汾酒与上海相互吸引的关键,并使二者在未来产生更强的共鸣。

  经济中心与“改革先锋”

  对于此次“行走的汾酒”走进上海,山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、主任郭保民认为“恰逢其时”。

  11月5日,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揭幕,这是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。在郭保民看来,这同样是山西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绝佳舞台,“汾酒选择这样一个重要时机登陆沪上,意义非常重大”,郭保民表示。

  ▲山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、主任郭保民

  2017年,上海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,成为我国首个经济总量超过3万亿元的城市,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上海市人均GDP为12.46万元,首次突破12万元人民币大关。

  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,不仅体现在经济体量方面,更具有强大的经济带动和影响力,郭保民从进博会中看到的山西经济发展机遇正在于此,这也是汾酒与上海相互吸引的重要原因。

  郭保民表示,自山西启动新一轮国企国资改革以来,汾酒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,创造了行业公认的“汾酒速度”,一路领跑山西国有企业改革转型发展,成为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标杆,“汾酒集团优异成绩的取得,既归功于内部机制改革释放的澎湃活力,也得益于深化对外合作的强大合力。”

  当汾酒行走到上海这个国际化经济中心,既能获得后续发展的更强动力,也展现了改革的力量,表现了经济发展的活力,这构成了汾酒与上海之间的相互吸引。

  金融中心与“晋商精神”

  契约精神是山西与上海的共同点。

  数百年间,中国的金融中心,经历了从山西到上海的变迁。

  汾酒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李秋喜在活动期间表示,上海是当年晋商行走的重要一站,山西票号一度云集于此,山西与上海之间由此建立起深厚的经济联系。

  ▲汾酒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李秋喜

  明清时期,来自山西的晋商,成为最强盛的商帮,其足迹遍布全国各地,而晋商最具代表性的经营产物,就是山西票号。在1930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《中国金融与汇兑》一书中写道:“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街之牛耳,约百余年。”

  到同治、光绪年间,上海已成为重要的贸易城市,山西票号大举进军上海,几乎各大票号都在上海设有分号。同治十一年(1872年)就达到22家,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这样的票号同行组织。

  《百家讲坛》主讲学者、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毛佩琦讲述道,当年宋霭龄跟随丈夫孔祥熙来到山西太谷,看到当地发达的金融业后大为震惊。对于宋霭龄的这次山西之行,美国传记作家罗比·尤恩森在《宋氏三姐妹》中将山西太谷称为“中国的华尔街”。

  ▲《百家讲坛》主讲学者、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毛佩琦

  余秋雨则在《抱愧山西》一文中写道,直到本世纪初,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。“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,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。”

  如今,金融中心这个定位已由山西过渡到上海。上海票据交易所、上海保险交易所、中国信托登记公司三大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于2016年接连落沪,上海目前已形成包括股票、债券、货币、外汇、商品期货、金融期货与场外衍生品、黄金、保险等市场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。至2016年上半年,在沪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总数达432家,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的30%左右。

  对于这一现象,毛佩琦认为,其本质是山西与上海都具有极强的“契约”精神,在中国的现代商业发展进程中,二者都曾走在前面。

  ▲汾酒集团总经理、股份公司董事长谭忠豹

  汾酒集团总经理、股份公司董事长谭忠豹表示,这种联系背后,是一段重要的中国金融发展史,此次汾酒在上海的行走,正是对这种历史文化的回顾和表现,共同的契约精神与商业精神,是汾酒与上海“交心”的又一关键。

  ▲汾酒集团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高志武将来自杏花村的中国白酒“生命之火”传递给汾酒销售公司上海省区经理曹映鹏

  贸易中心与“华东市场新篇章”

  发力华东市场的汾酒,还要从上海辐射“更远的远方”。

  2017年,上海口岸货物进出口达7.9万亿元,占全国的28.5%、全球的3.2%,位居世界城市首位,服务进出口近2000亿美元,占对外贸易总额的30%左右。在贸易体量方面,上海已超过了香港、新加坡等传统国际贸易中心城市。

  这与汾酒当前的市场发展形势,形成了一组呼应。

  汾酒集团党委委员、董事,汾酒股份公司总经理常建伟表示,2018年,汾酒的业绩攻坚战、行业进位战、改革落地战“三大战役”已进入冲刺阶段。在冲刺过程中,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市场在全国化布局中具有重要意义。

  ▲汾酒集团党委委员、董事,汾酒股份公司总经理常建伟

  “汾酒已经对华东市场进行了重点布局,坚持重点关注、长期投入、持久培育,本次文化大巡展就是一次实质性落地,标志着汾酒华东市场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篇章”,常建伟表示。

  在上海这个贸易中心,汾酒的扎根与生长,除了对市场基本面的有力推动,更是一种关乎长远的布局,使汾酒发展辐射更广阔的商圈和领域。正如常建伟所言,牧童遥指千年的杏花村,与世界瞩目的东方之珠重合在一起,这是一场连接未来的相遇,从中心化、全球化的上海出发,汾酒将去往更远的远方。

  航运中心与“文化出海”

  从上海出发的汾酒,不仅是产品出海,更是文化出海。

  十三五”期间,在海港枢纽方面,上海的集装箱年吞吐量预计将达到4200万标准箱左右;空港枢纽方面,旅客年吞吐量预计达到1.2亿人次左右,货邮年吞吐量达到400万吨以上,航班年起降88万架次左右。这是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预期表现。

  这就牵出了汾酒与上海之间的一段厉害往事。1914年,由杏花村出发,去往美国旧金山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汾酒,正是在上海装箱上船,乘坐邮轮跨海而去,在次年举行的展会上,汾酒最终赢得了象征最高荣誉的甲等大奖章。

  ▲汾酒集团董事会秘书长张琰光

  汾酒集团董事会秘书长张琰光表示,从汾酒当年经上海远赴美国,到今天上海的航运中心城市地位,都表现出“开放性”的精神内核,而随着当前汾酒不断加快的国际市场进程,其更将作为一种物质载体,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精髓。“不仅是产品出海,更是文化出海”,这是与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一种深层次共鸣和相互吸引。

  科技创新中心与“中国装”

  而在此次活动中华丽亮相的青花汾酒中国装,则是汾酒与上海的创新精神的一次共振。

  在“行走的汾酒”2018汾酒文化大巡展上海站,青花汾酒中国装的华丽亮相,吸引了无数惊艳的眼光。

  在东方明珠塔下的现场品鉴会,汾酒提供了青花汾酒“中国装”供品鉴,汾酒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韩英、汾酒股份公司质量检测中心主任王凤仙先后介绍了“中国装”包装设计及酒体和品鉴知识。

  据了解,青花汾酒“中国装”首发价格为1599元/瓶,基酒采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班组通过纯手工酿造的特优级酒,并在宜兴陶缸中地下存埋多年。而后,经过精心勾调、品评,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酒体。其包装酒瓶产自世界闻名的釉下五彩瓷原产地——湖南醴陵,承载了中国人的匠心精神与文化自信,包装设计更是凝聚了中国元素,象征了“中国气派”与“中国精神”,双大奖、双大师造就了其独特稀缺性。

  这样一款内涵价值丰富的产品,与上海的“科技创新中心”定位是相通的。

  对传统工艺、传统文化加以创新提升,形成更具时代性和国际性的创新价值,这是青花汾酒“中国装”的亮点所在,也是其选择上海作为高光展示地点的重要原因。在上海这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,“中国装”诠释了白酒创新的活力与境界,二者之间的“交心”,同样是创新精神的强烈共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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